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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奶奶的故事
 | 许路加教授:文革岁月血泪见证 他们竟然还活着!           

吴奶奶的故事吴顾爱娣口述 何晓东整理信主后戒掉打麻将我叫顾爱娣,我的丈夫吴仰高,解放前在邮政局工作。抗战之前,我们全家都搬到东北辽宁省的沈阳市,因为丈夫被调去那个地方。我是在二十岁就信耶稣的,今年已经是九十五岁了。我写这个见证的目的,不是为宣扬自己,而是要数算一下主的恩典,把荣耀归给神。我丈夫那时的地位很高,收入丰富,所以家境富有,生活优裕。我就变得娇生惯养的,脾气暴躁。夫妇二人同桌吃饭,桌上摆满了佳肴美味,食具也是万分考究的,碗碟都是金边的。若丈夫说话一不称我的心,我就会把桌子一掀,碗碟全都落在地上。后来我遇到有一对夫妇,是山东人,丈夫是在铁路局做事的,他们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。那位太太姓龚,就劝我信耶稣。她每天在下班之后,就来我家里,坐在炕上,把脚一盘,打开圣经。她也不会讲道,只是把一篇圣经读一遍,然后就祷告。她天天晚上就是这么来,别的话不说,只是祷告和读圣经,我也跟着她一起这么做。圣灵感动,我就认罪悔改,信主得救了。信主以后,我的生命就有了改变,脾气不再暴躁了,对丈夫也温柔体贴。我过去爱打麻将,一直打到晚上,丈夫要回家了,我们才停止。他回家之后,我就骗他说没有打麻将。有的时候,打到后来,欲罢不能。丈夫回家了,我就对他说,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,难得一次玩玩而已。可是我却天天打麻将。信了主之后,我就向主祷告说:“主啊,我要悔改,我不能再打麻将了。”我的丈夫嘲笑我说:“你现在不打,因为伴太少了,将来有一天,我们回上海去,打的人多了,看你会不会再打下去?”我那打麻将的瘾是大的,一时很难戒掉。我就天天祷告求主改变我,使我不要再打麻将了。圣灵就作工了。有一天朱太太来说:“吴太太,杨太太家里在打麻将!”我说:“不会的。她的爸爸是长老,怎么会打麻将呢?”她说不信你去看看嘛。”她把我叫到那里,一进院子,我的心就跳起来。感谢主,我不但没有进屋去,连听都不能听。我知道主已经改变了我,我不会再打麻将了。从那时候起,一直到今天。我不但不再打麻将,一听见打麻将的声音,就会跑开。耶稣救我脱离了打麻将的嗜好。因着我的见证,我先生不久也信主了。初入农村开荒布道不久(抗战时期),我在教会里,开始做出外开荒布道的工作。我那时候和一个苏北的传道人,一起去上海附近的马陆。这个地方,是在南翔的附近。我们最初是借用两个寡妇的家聚会,她们二人一个是婶婆,一个是媳妇,都是最穷的。教会派我去,向当地的人传福音。那时乡下的地方很落后,在上海住惯了的人,没有谁肯去的。我去了那里一共有十天,在乡下做看望的工作。日本人占领的地区,乡下人的生活很苦。我一家家地去传,今天在你家,明天在他家,渐渐地有几十个人信了耶稣。但是却没有人去牧养,我又不能长期留在那里。我就回来和贾玉铭牧师商量。我说:“贾牧师啊,马陆地方有两个寡妇,我们从她们家开始聚会,渐渐地发展到有很多的人信耶稣,没有人去牧养,怎么办呢?”他说:“好,祷告吧,我明天就给你回信。”谢谢主,他就派了一个灵修学院的学生去那边,做了有几年。解放之后,教会一度被停止。后来我又听说,那边的教会复兴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农村,做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。在试炼中蒙主祝福解放后,我丈夫不再是邮局副局长了,成了一般的小职员,被调去西安工作,但是每一个月,只有七十八元的人民币。只这七十八元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呢?我和丈夫把这七十八元分配一下:他自己带三十元去用,我留下四十八元在这边,要养活八个孩子。但我还是照常奉献十分之一,这日子是不好过的。我就祷告主,天天祷告。我们穷到一个有午饭就没有晚饭的地步。我不去告诉别人,也从来不对别人说我是在受苦。我在别人面前也从来不掉眼泪。但是在神的面前,都是痛哭流涕。有一天,我带孩子们到楼上去祷告。我说:“主啊,你是看见了,我们连一粒米都没有了,不能吃晚饭。我曾向你要一个儿子,你给了我五个儿子。现在我有八个孩子。这怎么办呢?他们不能读书,连晚饭也没有得吃。”感谢主,祷告到后来圣灵就充满我,我听到一个声音,“摩西在旷野吃吗哪。”我的信心就来了。多年来,神就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供应我们。我们没有饿过一次肚子,孩子们也都受了高等教育。感谢主。歧山村家庭教会成立前后解放后,许多礼拜堂,有的被关闭了,有的被并入“三自会”。“使徒浸信会”也就被关闭了。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礼拜,只有在家里祷告和读经。有一个爱主的姐妹,就每一个星期四来我家(歧山村)举行一次禁食祷告会,人后来越来越多了,就开始成立一个家庭教会。我们就请贾玉铭老牧师的外甥来讲道。他很会讲道,每一个主日他都过来。还有一位苏牧师,他是一位很好的山东牧师。这个家庭教会就越来越兴旺了。我们的家庭经济情况,虽然是困难,靠主的保守都能够生活得下去。山东又来了一个朱牧师,他是个单身汉,愿意住在我们的家中,和我们同甘共苦,也不嫌我们粗菜淡饭,就把这个聚会越带越好,来的人有一百多个。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还很大,楼下全都是我们的。可是逼迫就来了,里弄干部看见我们人那么多,就对我们有意见,要搜查我们的房子。我说:“我们的房子没有人给我们钱,是我们自己租的。来的人是白白来的,白白的回去。有病的来,都在这里得着医治,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。”他们说:“你们是信耶稣的。”我说:“宪法上不是说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吗?”可是有理也说不清,这个聚会就被停止掉了,而我却引起了一场大祸。在文化大革命时,被斗得死去活来。文革挨斗本来文化大革命,是斗不到我们这些家庭妇女头上来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成立了家庭教会,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,他们就在我的头上做文章,处处找我的毛病,给我加上不同的帽子。那时候我家里天天挤满了红卫兵,他们都是些中学学生,学校不上课,挨家挨户去斗争别人。我白天被拖到外面去斗,晚上在家里被斗。白天在外面,要站在长板凳上。那时候我还在生病,连水都不能喝。怎么能站在凳子上呢?我的两个姐姐,都认为我的病是不会好的,就来陪伴我。我那第四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,都是知识份子,被称为“臭老九”。也都和我一起被斗,他们各站在一边扶着我。后来我家里地方太小了,坐不下六七十个人,就换一个地方,在托儿所的楼上,那里可以坐二三百个人。两天叫我坐在当中的一个小凳子上,一会儿叫我站起来,一会儿又叫我坐下去。感谢主,他加给我力量,圣灵充满了我。我一出门就祷告,“主啊我感谢你,我不配蒙这个恩典。”我每次被斗,都平平安安地回来。一共斗了足足有好几个月,我还能支持得下去。天天就这么斗下去。结果定了我四大罪状。“恶霸地主”,“反革命”,“窝藏反革命”,和“教唆犯”。为什么叫我“教唆犯”呢?原来我们认识弄堂里的一家人,他们的孩子不听话,不肯好好地读书和做事。后来他的父母都死了,没有人再去管他。有一天晚上九点钟,他从我们家的铁门上跳进来,衣服穿得很少,全身都在发抖。我说:“你怎么冷成这个样子?”就把我外甥的棉衣棉裤都给他穿上。我的女儿说:“他棉裤穿了还是不够的,小弟有两件棉袄,就给他一件吧。”我做了好事,却变成了坏事。第二天他走出去,被里弄的干部看见了,就问他,这一身衣服,是从哪里来的?这么好的衣服,一定是偷来的!他说:“不是,是十二号吴奶奶送给我穿的。”从这件事,我就变成“教唆犯”了。为什么叫我“窝藏反革命”呢?我们有一个弟兄,现在在美国。他是和王明道,同一天进监狱的。后来被放出来,已经是没有事了。那时他没有地方住,我就接待他,住在我的家中。过了一段时候,他就去苏州了。因为这件事,他们就控告我是“窝藏反革命”。至于“恶霸地主”,这也是冤枉。斗到后来,把我逮捕,在公安局里关了八天。我在里面虽然是囚犯,但也帮他们的忙。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管饭食的,一个是管政治学习的。我在里面八天,就禁食祷告,我不告诉他们禁食的原因。他们问我为何不吃饭?我说我肚子不饿。后来他们就把我释放出来了。那个管理囚犯的人说:“这个人真好,别人偷懒不肯做事,她却在里面帮忙。饭都不吃,留给别人吃。她学习得也很好。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,学习以后又帮忙做事。我们不让她做,她也要做。”他们没有定我的罪,感谢主。后来他们给我平反了,是证据不足。主保守我过了这最不容易的一关。有多少人,都是在文革中,被斗死的。在闸北工作歧山村的聚会被关闭后,我就去闸北区工作。因为那里有不少的苏北人。是踏三轮车和做小工的。也有些弟兄姊妹,是由苏北乡下来的。我们就在那里买了房子,开布道会。我每个星期都去,也请传道人去那边讲道。教会被建立起来,就很兴旺。可是政府对传道工作控制很严,宗教活动,只能在“三自会”的礼拜堂里进行。外面不可以传道,教会就被停止了,房子也被没收。我为主的工作,付出了很多的代价,也受了不少的苦。逼迫和患难都临到我的身上。我去闸北讲道时,交通很不方便,但是那些踏三轮车的弟兄们,带我过去,我也拿米过去。后来我也遇到些难处。因为有些人,他们不是真正悔改的,表面上是来做礼拜,暗地却是来偷东西的。我的手提包就被人偷掉了。因为我是管理财务的,钱和账簿都在我这里。那个传道人就疑心我,说我是私吞公款。我就心里很痛苦,他乃是信口开河,随便诬告别人。我就痛哭,不肯饶恕那个传道人。因为我们过去同工很久了,他并不是不了解我。以往在教会里,谁都知道,沈阳的吴师母,是个爱主的姊妹。但是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做工,我若不饶恕他,心就没有平安。我一跪下来祷告,就看见这问题摆在眼前,如果不解决,我就祷告不下去。可是这个仇恨想要去掉,又谈何容易。去不了,我的生命就不能够丰富。我就禁食祷告了一个星期,不吃不喝,还是不行。这个阴影,一直是悬在我的心里,怎么样也消除不掉。于是我再禁食了六天,感谢主,这个仇恨的心终于除掉了,我就和那个牧师重归于好。文革过后,“四人帮”就垮台了。邓小平上台,作风大有改变。各方面都在开放,包括宗教信仰也在内。很多过去在文革时代,关闭的礼拜堂,都相继恢复,许多家庭教会,也都沾了光,单单在上海就有三万多个点。我们歧山村的聚会也恢复了,一直到今天。爱心接待我们歧山村的教会,后来取名叫“拉撒路教会”。我们楼下的房子,后面一部份又造了一座墙,和前面隔开,被租出去了。前面就只有那么一小部份,但也可以坐上几十个人。每星期日早晨有主日礼拜,星期四有祷告聚会。主日来的人都坐得满满的。有的人脱了鞋子坐在床上。聚会由早上九点钟开始,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。有时候请传道人来讲道。没有传道人,我们就唱诗,每人轮流读几节圣经。有一位老姊妹,八十多岁了,每一次都能背整整一章的圣经。现在她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。然后就有人起来作见证。聚会的人,多半是来自很远的地方。有从南翔来的,浦东来的,吴淞口来的,坐车子要两三个小时。所以礼拜一完,我就留他们吃饭。我们有三桌的人吃饭,这是我甘心乐意接待他们的。菜肴有三荤三素一汤,三个荤菜,我星期六就已经烧好了。三个素菜难烧的,我也都烧好了。容易烧的,我就叫那些姊妹们下厨。有时候我们也吃馄饨和饺子。他们都说:“啊呀,吴老奶奶菜做得真好。”他们尤其是喜欢吃我做的常熟小黄鱼,连汤都喝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在一起吃吃谈谈,真是高兴。但有些姊妹不主张我这么做,因为我已经是九十几岁了,不应该这么劳苦。我告诉他们,我不是今天一天,我以经做了二十多年了。越做就越高兴。一点都不感觉到辛苦。圣经上说:“你们接待人,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”我问他们这节圣经读过了没有?他们说:“我们读是读过的,但就是做不到。我们没有奶奶这样的爱心,要向你学习。”其实也并不是我吴奶奶的爱心,而是耶稣基督的爱,借着我表现出来而已。一个教会做得成功,是要那些来的人,所看到的不是人,而是神,因为教会乃是神的家。传福音医病我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事,也常常跑出去传福音。去医院探访病人,和在街头上作个人布道。有一天,我们正在聚会,有几个姊妹,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似的。在那里交头接耳,讲话声音很低。我就问她们:“你们在干什么?”有一个姊妹用手指着一个老姊妹说:“她的妈妈生病,现在在医院里。有两个月病都没有好,又不肯信主。”我说:“你们去看望她。”我先派了几个人去。下个星期四,我也去看她。感谢主,那个老太太就信了主。同房间还有两个病人,一个叫吴雅琴,是患癌症的。另一个姓程,患的是心脏病,腰子病,多得很。她们看到我就说:“老奶奶,你年纪那么大了,身体还那么好!”我就向她们传福音,问她们要不要信?她们都说要信。我说:“你们肯跪下来祷告吗?”她们两个都跪下来。我就祷告说:“主耶稣啊,求你可怜这两个人。你是医治病人的,求你也医治她们。”两年多了,现在这两个人的病,都已经好了。我们向许多病人传福音,他们就信了主,病也得了医治。那些信了的人,个个都出院回家了。他们就写信给我,每一封信都附上一篇见证。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,是丹阳人,叫刘腊琴,患了极严重的肠癌。她在常州医院里开刀,医生一看,就把刀口缝起来。对她说:“好啦,好啦。”要她回家去休息。却暗暗地对她的家人说,她活不到三个月。她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,丈夫还是入赘的。生了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。那一次我到那边去传道,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,帮她的妈妈烧火。她的妈妈一面工作就一面哭说:“我的女儿不到三个月,就要死了,叫我怎么办呀?她还有两个孩子。我舍不得这个女儿。她很好又聪明,是个裁缝,做西服的,做得很好,生意也不错。你看那马路边上那间小房子,就是我们开的裁缝店。”这个帮她烧火的陆姊妹就说:“你不要哭,把你的女儿带到上海去,住在吴奶奶的家里。”她说:“她去医院都看不好,去吴奶奶家有什么用?吴奶奶又不是医生。吴奶奶肯接待她吗?”那时候正逢安徽闹水灾,大水一直冲到上海附近,粮食告缺乏。我就怪陆姊妹:“啊呀,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,就把她带过来?她是个病人呀!”陆姊妹说:“奶奶呀,我知道你是有爱心的,愿意接待远人。”我说:“她来,我这里的地方也不大。”她说:“那就依靠主吧。”我就只好把腊琴接过来,粮食那么缺乏,她也没有带一张粮票,一斤米来,也没有带一分钱来。我就和她谈条件:“你要真心真意地信耶稣。”她妈妈是信耶稣的,爸爸不是,是个党员。每次我去她们那里讲道,他就跑掉了。我就对腊琴约法三章。“你来我家可不能带药,要凭信心。”她说:“好,好,我答应。”我把她送进一间小房间里,给她一本圣经,对她说:“腊琴,我别的事不要你做,你可以吃现成的。你只要读经祷告,求主帮助你。你要认罪悔改,求耶稣医治你。”她也答应了。我们这边的姊妹很有爱心,天天禁食,为她祷告。有一个主日,由美国来了一个传道人,是回来探亲的,也住在歧山村。我就请他来讲道。那一天,他讲到台湾有一位布道家吴勇长老,他以前也是患肠癌的,医生开了刀,又替他缝起来,说他活不了多久了。后来蒙主的医治,现在活到七十多岁,到处去布道传福音。刘腊琴一听到这个,马上就有了信心。觉得神既然医治了吴勇长老,一样也会医治她的,因为她的病情,和吴勇长老有点相似。从那一天起,她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我对她说:“现在你应该写封信回去啦,你来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天了。”她说:“不必写了,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在你家里,不要紧的。”可是她的家乡那边,就有人在造谣。说上海人房子小,钱也少,把腊琴卖到山上去了。她的妈妈也信以为是真的。过了一个多月,我又要她写信回去。家里收到她的信,就喜欢得不得了。我就要她马上回去,她还想要多住些日子。我一定要她回去做见证,她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,我要先把她打扮一下。我在街头摊子上,给她买了件新的衣服。她就回常州去了,一回到家里,邻居们都叫起来:“啊,腊琴,你没有死啊?”她说:“我不但是没有死,我的病也完全好了。”感谢主,她现在全时间服事主。裁缝也不做了,店也关了。我介绍她去浦东的一家敬老院工作,现在已经有十年了。一位弟兄把她的见证写下来,寄到美国芝加哥去,登在一本中文杂志《生命季刊》上(见《生命季刊》总第12期58页─编者)。她现在身体非常好,敬老院中四十个老年人,由她一个人服事。她很有爱心,没有一个老年人不喜欢她的。在我们的工作中,也有病没有得着医治的,但是灵魂却得救了。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初,有一个人叫戴雄,患肝癌,昏迷在中山医院的急诊室。我们为了抢救他的灵魂,立即赶到医院。看见他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了,就向他传福音,当时他就流泪地接受耶稣作他的救主。我决定每天和两个姊妹,为那位戴先生祷告。在教会禁食祷告会上,也为他迫切地祷告。求神救他的灵魂,也医治他的病。我和姊妹们轮流去医院。我有时也带一束鲜花,或水果去给他,在床前按手为他祷告。我对他就像对我自己的儿子一样,用手去抚摸他的脸和手,为他擦汗和眼泪,叫他用信心来仰望神,呼求神。后来戴雄的癌细胞转移到脑部,引起剧烈的疼痛,腹部和胸部都积水,不能进饮食。我就为他按手祷告,呼求神救他,他的疼痛,才渐渐地减轻。不必用止痛药,就能够安然睡觉。在他回归天家的前三天,他耳朵听不见,眼睛也不能看,舌头也不能说话,发烧到三十八度多。我就和两个姊妹赶到医院。双手抱着病人的头,呼求神来救他。半个小时之后,他才醒过来,用手朝着上面指四次,告诉我们他就要回天家去了。三天后的凌晨二时,戴雄的家属来电话告诉我们,戴雄已经是安然地去世了。我急忙带了三个姊妹,到医院直奔病房,用手摸摸那安睡着戴雄的脸和手,并安慰他的家属,一起把他的遗体,送入了太平间。那时是六月、七月,上海天气热到三十四到三十八度。我带领着教会的姊妹们,每天上午去医院,为戴雄祷告,用神的话供应他生命上的需要,连续不断地有四十天之久,并向他的家属,和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传福音。戴雄虽然没有像我以前祷告的那些人一样地得着医治,但神救了他的灵魂,他现在已经和主在一起了,好得无比。他的妻子和母亲,都信了耶稣。病房里一个病人和她的女儿,两人也都信了主。在我为她们祷告的时候,她们都看见我的脸上有白光。感谢赞美主,肉体的病虽然得不着医治,但并不重要,要紧的是灵魂能得救。我们每星期四上午,是禁食祷告会。后来下午,我又带领一些姊妹们,出去探访住院治病的弟兄姊妹。顺便又向那些病人们传福音,病人们都很爱听神的话。他们都很惊奇,一个像我这样九十多岁的老人,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?一听说我是信耶稣的,就被吸引住了。感谢主,是他赐给我圣灵的能力,我自己是做不到的。就有很多的人信了主,也有人病得医治。我也带领姊妹们,去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病人,做栽培的工作。有些病情较轻的病人,平时住在医院里,星期天都来我们这里做礼拜。也有些病人,一出院就来我们这里聚会。有些病人,癌细胞已经扩散了,被医生宣布只能活几个月。他们来我们这里,我们同心为他们祷告。他们后来经过医院查明,病都完全好了。感谢主,神赐给我们“拉撒路教会”有特别的医病恩赐。不是我吴奶奶一个人,而是大家同心合意地祷告。感谢主。农村教会的建立神给我们的负担,不只是上海市一个地方,也差遣我去农村布道建立教会。一次,我和五个老姊妹一起过去。一到了那边,农村里的人,看见上海的人来了,有点大惊小怪。尤其是看见我九十多岁了,还到乡下来。我就向他们布道,有四天,村子的人都前来听,人就越来越多了,一共来了三十多个人。派出所的人也来了,他们是穿着便衣混在那些人中间。他们都在吸烟,我们的姊妹就去对他们说:“同志啊,这里是不能吸烟的,我们讲道的人,会觉得很不方便。他们就停止不吸了。我们一面讲道,就一面唱诗,唱的是“十诫”。那些派出所的人就不走了,一直留到散会。他们说:“没有什么,这些人只是叫人拜真神的,教人要孝敬父母,很好。”就走了。从那时候起,金潭这个地方开始就有了家庭教会。后来我们又去无锡、常州、丹阳一带农村去布道。那些地方的教会,都相继被建立起来了。现在我们建立的乡下教会一共有八个,都是由小小的布道所发展出来的,最小的教会,也有六七十个人。最多的还是金潭的教会,因为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我们乡下的姊妹们出去讲道,骑自行车要五个小时,所以教会才会那样地复兴。我们也教他们唱诗,有山东来的一位神的仆人,教我们唱诗和读圣经,讲道。所以我的几个儿子,一个个都是被他带起来的。农村教会的路途很远,下了火车又要乘公共汽车。下了汽车还要走二三里的路程。有一次在一条河的边上,有一条靠田的沟渠。那天下雨,一路上都是泥泞。我走路一滑,就跌进那条沟里面,水有二尺多深,我的衣服由外面湿到里面。我回到房里换衣服的时候,不住地发抖。我的儿子在外面问我:“妈妈,你冷吗?”我连话都说不出来。一有聚会,我们就请神的仆人来讲道。做饭买菜的钱,都是我自己出。我平时用钱很节省,我那八个孩子都很孝顺,他们都给我钱。而我节省到一个地步,连青菜汤都舍不得倒掉。我的生活很简单,但是营养也不能不注意。不然我哪里有力气,在农村到处地跑。我早上喝一杯牛奶,吃一个鸡蛋。中午和晚上,只喝一碗稀饭。天热了就吃碗绿豆稀饭,天冷了就吃碗赤豆糯米稀饭。身体很健康,感谢赞美主!台下工作我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,一个个都是我带大的。大孙子和小孙子,也是我带大的。他们生下来刚满月,妈妈就走了,都是我去培养他们。两个大的带到高中毕业。小的带到八岁,就送回家去。两个外孙也是我带大的。两个孙女,我把她们送去托儿所。这些都是我们吴家的孩子。有一次我祷告时,圣灵感动我,我又听到一句话,“台下工作”。我就问主说:“什么叫‘台下工作’?”神也没有对我说明白。一次一位叫毕咏琴的女传道人到上海带领奋兴会。有一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弟兄,是我认识的,跑去看她。她就对他说:“某某啊,你该出来服事神了。”那时候王弟兄夫妇结婚不久,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,生活艰苦,就说:“我怎么出来啊,我有两个孩子!”这两个孩子是很不好带的,父母喂她们吃饭,她们怎么也不肯吃。我和王弟兄他们是很熟的,他们就把孩子带到我家来。我就教他们怎么喂孩子,我叫他们都出去,在外面门缝中观看。然后把菜和饭放在桌子上,叫她们坐在两个凳子上。一口一口地喂她们,她们都吃得乖乖的。毕咏琴就对他们说:“这么好的奶奶,你们为什么不把孩子交给她带?好让你们专心地服事主。”王弟兄就来问我,我说:“不行哪,我已经十一年没有带孩子了。我最小的孩子都有十一岁啦!”他说:“伯母啊,我现在要服事主呢!”我说:“你服事主我也没有办法。”另外一个原因,他太太此刻正害着肺病,躺在床上。我说:“不行,我还有教会工作,我家里还有聚会呀。”大儿子和四儿子就说:“妈妈,你祷告看看嘛。若是神的旨意,我们来替你带也可以的。”带一个小孩子可不容易,要替他解大便,换尿布。我就祷告主,主还是给我那句话,“台下工作”。我就明白了,原来做神的工作,不只单单是在讲台上,还要在台下服事人。我就只好顺服了,把她们接下来。这一接下来,责任可大了。山东来了一位冯弟兄,很爱主,也是个传道人。他对我说:“吴姐啊,我们来交通交通。这两个孩子是主交给你的,你带她们可不能像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决不能打她们一下,和骂一句。”我说:“这怎么行啊,我的脾气急躁。孩子若不听话,不能管教吗?”他说,不行也要做。过了一年,王弟兄的小儿子也被送来了,他只有七个月零三天大。我就叫他们姐弟三个人“大大”、“二二”、“三三”。我真是疲于奔命。神给我这“台下工作”,比台上工作还要难。我并不是说,有了台下工作,台上工作就可以不管了。我还是要照常地服事主,读经和祷告,时间不够还要作饭。王太太病了,也要住在我家里,我还要去服事她。两个女孩子是双胞胎,最不好带的。衣服要一样大,一样的颜色。给二人东西,若不平均就会打架。孩子又不可以打,连骂一句都不行。这功课真是不好学。感谢主,几年来也就平平安安地过去了,这个功课我也学成功了。现在,“大大”、“二二”、“三三”都已长大成人。“三三”在美国已结婚,有了孩子。最近他奉献做传道。“大大”和“二二”,也奉献做主的工。她们两人在加拿大,和她们的父亲住在一起。二人常常回上海。每一次见到我,就抱着我说:“奶奶呀,我们没有你,也没有今天了。你这样地爱我们,养育我们。”“三三”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做事,也常常出差来中国。看见我也抱着我说:“奶奶呀,没有你,我也没有今天!”“三三”在我家里住到十一二岁,他们的父母就把他们姐弟三个人都带到苏州去了。刚去的时候,“三三”甚至逃回来。我问他是怎么来的,他连火车票都不会买。他说:“我是跟着人家上火车的。”后来他父亲找到他了,就叫人把他送回去。他哭着硬是不肯走说:“爸爸妈妈会打骂我,我不愿意和他们住。”我说:“爸爸妈妈是为你好呀,你乖一点他们就不会骂你了。”现在“大大”和“二二”,每次由加拿大回来,每人都给我二百美元。“三三”有一次给我八百美元,又送了我一个电冰箱。他们给我的钱,我都用在农村里。最近“大大”、“二二”又来了,给我四百美元。他们像我儿女一般地孝敬我。所以“台下工作”和台上工作,是一样地重要。老当益壮我今年九十五岁了,身体还那么健壮。自从文化大革命,我被斗争以后,我什么病都没有了,连感冒都没有患过一次。我现在去农村布道,下了火车,要坐公共汽车,下了公共汽车,还要再走上两三里的路程,方能到达目的地。有一次,我竟走了二十里路。那天我们将要上公共汽车的时候,我们中间有一位陆姊妹,对那个卖票的人说:“我们人多,有五六十个人,可不可以便宜一点?三块钱一张。”卖票员先是不肯,后来才答应。上了车之后,我们就吩咐那个驾驶员,到了该下车时,就叫我们一声。他答应了,到了那个地方,他既不停车,也不叫我们。我看到那个工厂的烟囱,就知道已经到了,可是他却一直继续地往前开。我就问陆姊妹,她也不知道。有一个人,挑了一担子菜上来,我就去问他。他说:“啊呀!你们已经过了二十里啦,快下车去!”为了便宜一块钱,我们竟多走了二十里的冤枉路。感谢主,我还能走得动。我去农村,由上海去,先要坐火车。我的儿子都不肯让我去。他说:“妈妈,你不要忘记你的年龄,你已经九十三岁了。”但我还是要去,我的儿子就给我买了软席,价钱是很贵的。因为是冷气车,要三十多元。我觉得太浪费了,我只要坐那十二元的硬席,好把钱存下来,帮助农村的弟兄姊妹们。做媳妇和做婆婆的我们中国人,婆媳之间,常常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很多的家庭纠纷,夫妻不和,都是出在这个上面。所以做婆婆的要爱媳妇,做媳妇的也要爱婆婆。有一次我在农村中讲道,是讲《路得记》,讲不到一半,有一个姊妹忽然站起来要回家去。天已经很黑了,我问她家有多远,她说大概有十里路。我就问她为什么这么晚了,还要赶回去?她只说,要回去看看。旁边的人就说:“她要回去,是因为她听了这道,要学做路得,回去向她的婆婆认罪。”她说:“我得罪了我的婆婆,我的婆婆一向对我很好,她为我作早饭,煮了一大碗的粥,我还是不满意。我那两个孩子都是我婆婆带的。但是我还是常常对我婆婆有意见。我今天听了这个道,要回去向我的婆婆认罪。”所以我们今天做媳妇的要有好的榜样,有见证,要爱婆婆。我们做女儿的,回去看母亲,总要买些点心给她。对婆婆也应当一样,我们做个好女儿,也一样要做个好媳妇。我们做婆婆的,也要爱媳妇。你自己的女儿回来,你不会使她空手,总要买些东西给她带回去。你的媳妇回娘家去,你也要如此待她。我现在已经是婆婆了,我也作了几十年的媳妇。在中日战争的时候,我的公婆,由乡下逃难来上海,住在我们的家里。我们家的情况,虽然也不是很好,但是我仍然要做个好媳妇。每天早晨都要来向婆婆问安,并问她:“婆婆,你今天想吃什么菜?”我的婆婆也很客气,就说:“你问你阿公好了。”公公婆婆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多,就回到乡下去了。他们回去之后,都说我是个最好的媳妇。只有一样不好,就是我信耶稣,因为信了耶稣就没有祖先。但是我的公公却很公正,他说:“就是因为她信了耶稣,才会那么好的。”所以我不但是要做个好基督徒,也要做个好妻子和好媳妇。至于我和我家我的先生吴仰高也很爱主,和我很同心。我很爱我的丈夫。弟兄姊妹都喜欢来我们家。中午在我们家吃饭,下午在我们家吃点心。他不反对,但却不来陪客。客人一来,他就跑到楼上去了。他晚年患了胃癌,但是却没有痛苦。我也为他祷告。过去有很多生癌症的人,经过我祷告,后来都好了。为什么我自己的丈夫,我祷告他却不好呢?但是神让我知道,他有他自己的工作方针。有些人神医治他,是要他活着为主作见证。有些人主认为时候到了,要接他回天家去,也是好得无比的。我丈夫就平平安安地回到天家去。临终时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和你再见!”那时候我们家一切都很好,孩子们也都长大了。我的大儿子,现在已经七十岁了。他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奉献给主了。现在他退休了,在乡下负责那八个教会,主持工人聚会。上海的教会,他也一个月来一次。主持圣餐,并且在上海和乡下替人施洗。我那五个儿子,三个都站讲台讲道。以前他们都是人民教师,退休后全时间传道。我的大儿子有两个儿子,也就是我的孙子。大孙子在日本半工半读,后来四年大学毕业了。有一天晚上十点钟,他打个电话给我说:“奶奶,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我问他是什么好消息。他说:“我现在要奉献,要做传道了!”我很高兴地说:“啊,你奉献了!”我真是喜乐洋洋,我的第三代也有人做传道了!他说:“台湾有一个神的仆人,来到这里带领一个奋兴会,我就奉献了我自己。”我现在是四代同堂,儿孙都是信耶稣的,而且有很多都是在做神的工作。因为他们从小都是我所带大的,给他们充份属灵的教育。现在我家里墙上挂了三幅字,一幅是“基督是我家之主”,一幅是约书亚记里的“至于我和我家,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”,另外一幅是王明道先生所作的诗:“处世莫做临风草,爱主如同向日葵。”我挂这个,就是要为主作见证。吴顾爱娣老基督徒,现居中国大陆。何晓东 基督徒作家,现居美国。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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